從1996年到1998年，從散文《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到報導文學《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在3年期間的創作分量，一年一書可謂相當客觀。直到2003年，時隔5年，利格拉樂 • 阿𡠄出版了她首本繪本《故事的地圖》，再隔了12年之久，2015年才總算出版了另一本散文《祖靈遺忘的孩子》。縱使她的作品仍然可散見於各報刊抑或雜誌上，但她的創作量從出版的時間幅度而言，已有迅速下降的跡象，這對作家而言，她在臺灣文學史上的地位逐漸受到動搖，尤其在年輕一輩的原住民女性作家崛起以後，被動搖更成了無法否認的事實。對於出版量的減少，阿𡠄曾在《祖靈遺忘的孩子》的自序坦言：「雖然沒有出版，書寫卻從沒停過」，正面面對了自己不再多產出版的事實。
另外，阿𡠄在《祖靈遺忘的孩子》的自序也說道，她有主題性選篇的傾向，有意識從二十一世紀以前出版的《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和《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裡，選出以母親爲主題的書寫並重新整理成《祖靈遺忘的孩子》第一輯，無形安排成了一種「Herstory」的書寫模式。
再到第二輯，則有了轉向及進展，從「Herstory」逐漸邁向「Mystory」的經驗書寫，不再像前文提及的著作，大部分內容以一種歷史宏觀的格局，書寫受官方體制操控和管理的原住民或原住民女性。除了筆調淪落至學術語言的〈女性與殖民〉，其他13篇則較傾向於、收縮於阿𡠄由自身、個人的生命經驗及感受，譬如〈夢〉寫她作爲母親的感受，以及兒子所做的噩夢與其內容，促使她如是心疼且無助。當然，也不能否認阿𡠄在第一輯中的散文，具些若隱若現地隱藏在散文背後的阿𡠄，以及屬於她最個人的身影。仔細一讀，從中精萃取出獨有她一人的影子，「Herstory」底下的阿𡠄有意識亦無意識塑造出活居於她心中的巨人們，且緊扣在她的生命歷程裡，縱使有些巨人在現實生活中早已離世。
穆莉淡，即是阿𡠄的母親，也是讓阿𡠄在雙重身份——外省二代和排灣族——的夾持之下，選擇投入母族懷抱裡的巨人。在阿𡠄的筆下，她和母親在眷村生活的經驗充滿歧視的陰影。早年，阿𡠄受邱貴芬訪談時，誠言在十八歲以前，總是錯亂於雙重身份，直到父親離世，她才逐漸走向單一的身份認同，即對排灣族的文化認同，而那引領之人，母親便是其中之一，也是在她結識前夫瓦歷斯 • 諾幹以前，母親的身份及受歧視等經驗所產生的「問號在（阿𡠄）心中擴大」，所以「她開始找尋母親臉上那種（不快樂而陌生的）笑容發生的原因」，並從而啓蒙了她對原住民以至原住民女性的意識。
在母親之後，阿𡠄眼幕裡還有另一個她總是沒法移開視線的巨人，即是她的vuvu（外婆），在她的生命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Vuvu並非女性主義底下所定義的「解放自身」後的女性，由於長年生活於母系社會中的緣故，vuvu那由生命經驗凝鍊而成的倔強、自由奔放等各種充滿「自我」的面貌，在阿𡠄筆下總是活出了vuvu自己的人生與生命的豐饒，縱使祖靈在vuvu晚年時期沒收了她的記憶，縱使vuvu「像是河床中失去水分滋潤的蘆葦枯枝」，甚至在大約2017年或更早以前，回到了大武山祖靈的懷抱（阿𡠄於2019年12月中旬蒞臨元智大學講座時如是說道），vuvu在阿𡠄心中的重量，如同地心與萬象的重力般相互吸附在一塊，難以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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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學習到將一顆蘋果從桌上拿開，桌子並不會產生剪影般的凹洞。我對那樣的蘋果感到非常羨慕。因爲我試著將離家出走的父親作爲一顆蘋果從心上移走，胸口的世界卻莫名的整個空掉了。只剩下父親剪影般的輪廓。從前我以爲那僅是蘋果倒映在心上的陰影，後來某日伸了手進去掏才知道那其實是一個洞。洞裡有風，呼呼地通過。發出嗚嗚的聲音。
阿𡠄的書寫經驗中，「寫了母親，也開始寫了父親，交錯書寫著他們，也在爬梳著自己的生命歷程，年級不同，視角也不同，我開始挖掘父母比較內心深沉的部分」，這就如同Michele L. Crossley說的，阿𡠄透過書寫將自己的過去經驗連貫至寫作的當下，「以說故事者所使用的方式來超越時間」，並且「將前進—後退的敘事行動連結在一起」，從而回頭發現自己多年以來，原來無意間把自己綑綁且壓抑於單一的身份認同之中。
實際上，阿𡠄可以同時擁抱兩種身份，既是排灣族人，也可以是外省二代，無須否認自己是外省二代的事實。2019年12月中旬，在一場元智大學以原住民爲題的講座上，阿𡠄曾坦言她之所以能通過漢語寫作並成爲作家，事莫功於從小即提供她漢語文學養分的父親，因此近些年來，她正以父親作爲書寫對象，試圖向仍活居於她心中的父親和解。
即便這只是一種可能性，阿𡠄與父親和解的書寫成果，將不僅會讓她的生命有所突破，也將爲她在臺灣文學史上翻開新的生命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