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很慵懶，懶惰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天性。」
「只要一天三餐的錢有著落了，他們就會把工作停擺在那，什麼都不做。」
「都是政府慣著他們，他們才會越變越懶惰。」
從小到大，從親朋戚友以至父母偶然在餐室碰見會小聊一會兒卻不怎麼熟悉的大人，他們嘴邊無不往馬來人的民族性貼上「懶惰」的標籤。這或多或少可以說，是因爲馬來西亞華人深進骨子裡的受害者情結在作祟，所以才會用帶有歷史傷痕的情緒說出具針對性的話語。不過，在我過往就讀馬來中學的經驗裡，同爲馬來人的中學老師大部分也是這樣說的，甚至以華人學生作爲比較對象，批評懶惰（malas）的馬來學生應當以勤勞（rajin）的華人學生作爲學習的榜樣。即便是以馬來民族利益爲優先考量的巫統（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曾經（甚至到了現在）同樣將「懶惰」的標籤緊貼於馬來人的民族性，以《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 1971）來說，他們假藉「懶惰」來「合理化改善馬來人總體經濟狀況的具體計畫」〔第十章 p 247〕，「落實憲法一五三條有關馬來人地位的精神，而在日常生活中，最能將這種精神付諸實踐的就是無所不在的固打制」〔〈導讀：《懶惰土著的迷思》的當代意義〉p 35〕。說馬來人的「懶惰」形象已經根深蒂固於馬來西亞人民的心底也不爲過。
對此，賽胡先 • 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認爲「懶惰」並非馬來人原本該有的民族性，更不具科學根據的驗證，而是經由殖民者塑造而成的民族形象，並且影響著馬來西亞人民（包括馬來人）對馬來民族的形象認知，甚至嚴重影響了國家的民族融合，以及馬來人的就業情況：
對馬來西亞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則歷史研究習題：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迫切需要被糾正，因爲這個形象依然在部分有影響力的非馬來人當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也影響了部分馬來知識分子。此形象只要繼續存在，就會損害民族融合的努力。這個形象也導致馬來人在就業上遭到一定程度的歧視：一些雇主避免聘用馬來人，因爲他們認爲馬來人懶惰。許多人也認爲，馬來人天生不具備經商能力。這一切觀念都是源自於殖民時期的馬來人形象。〔〈導論〉p 65〕
阿拉塔斯在這裡說的殖民時期，即指馬來亞從十六世紀初至二十世紀初——從葡屬馬六甲開始，至荷屬馬六甲、英屬馬來亞的時期——被外來者殖民時的政治現實，馬來人的「懶惰」形象就在這樣一個脈絡中誕生，並非我們（包括馬來人）所認爲的那樣是與生俱來的民族性；我們之所以會如此認爲，不外乎受到殖民主義的影響，以去脈絡化的眼光來定義馬來人其一民族性爲「懶惰」。
通過阿拉塔斯的歷史社會學眼光，以及他在《懶惰土著的迷思》所展開的歷史考察（追溯根源、脈絡化）與論述，我們能夠綜觀發現不管是葡萄牙、荷蘭及英國殖民政府，不管是萊佛士、瑞天咸和克利福，抑或他所謂的「業餘從事學術研究的行政官員」、「業餘殖民學者」無不以消極、負面的形容或詞彙來界定馬來人的勞動力，例如收了錢卻不見人來上工、對工作缺乏熱忱、不具備經商的能力等，阿拉塔斯認爲這些界定不僅是「（1）錯誤地以偏概全；（2）對事件的詮釋脫離其有意義的脈絡；（3）缺乏同理心；（4）源於狂熱、自負和傲慢的偏見；（5）無意識地受到特定類別的西方殖民資本主義思想的支配。」〔第八章 p 193〕就拿馬來人不具備經商的能力來說，我們能從〈第十二章：土著商人階級的消失〉發現，假設十六世紀初以後，葡萄牙及荷蘭殖民政府沒有接續阻斷或壓制馬來亞本土的馬來高階商人行商，馬來人的經商能力就不會漸進式的消失，說不定，我們還能夠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實生活裡見到衆多的馬來高階商人從企業文化中脫穎而出。然而，這樣的輝煌事蹟已經成了無法再挽回的過去現實，處於「現在」的我們只能通過歷史痕跡回味並想像過去。
失去了這段輝煌的過去，無意識受到「特定類別的西方殖民資本主義思想」支配而去脈絡化的巫統，抑或曾任第四任、第七任首相的馬哈迪 • 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 1925- ）在類比馬來人和華人的經濟情況與條件時，通常都以「華人比馬來人更懂得把握機會，因此不擅長經商的馬來人無法與華人平等競爭，這促使了政府必須出手幫助馬來人」〔〈華人更懂得把握機會 馬哈迪：政府必須出手幫助馬來人〉《東方日報》2022/01/05〕的論調來合理化他們將要實施的經濟政策。對此，阿拉塔斯就在書中的〈第十章：「精神革命」與馬來人的懶惰〉、〈第十一章：馬來民族性的扭曲〉批評了他們作爲菁英／知識分子的不是，更進一步證明了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灌輸了文化、價值觀、倫理觀、處事態度和推論模式」〔〈結論〉p 319〕以致他們錯誤理解歷史，錯置馬來人的民族性，形同刻板印象。
迄今，我們的思維模式依舊被這錯置的「懶惰」形象深受影響著，深受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支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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